记得我从下乡务农的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国家首先实行了粮食凭票定量供应政策。从那时起，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还有啥肉票、糖票、棉花票，就连做衣服缝被子的棉白线也要凭本（购货本）供应，真是五花八门，买啥都要带着票拿着本。

　　我1961年结婚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也叫“吃低标准”（即人均每天八两粮，瓜菜代）。商品奇缺，生活特别艰难。结婚总要买件新衣服做些被褥吧？这布票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时供给农民的布票比城市居民要少，买了衣服添不了被子。全家的布票凑到一块儿，只做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此外，我仅买了一件当时不用布票的人造棉上衣。也可能出于我的身份，这事被当时的公社领导知道后，几经周折，又通过上级特批给我一些布票，才又添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直到现在，这床褥子，我还在使用，看见它就想起那难忘的日子。我还记得当时宝坻县委的一位副书记，送给我一件凭票供应的衣服，这在当时就是很贵重的礼物。

　　我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和生活中，养成了一种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结婚后新被子舍不得用，新衣服舍不得穿。把亲朋好友送来或买来的碎布头下角料，用缝纫机一块块拼接成了背面、床单、枕头。一个床单竟是百多快碎布接成的。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笑话，可有的东西我至尽还舍不得扔呢。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想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一种宝贵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有它新的内涵。

　　票证年代里，粮食对于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我长期在农村工作和生活，下乡种地，与粮食打交道，深知粮食是宝中之宝。可那时农民种粮却没有粮票，只能是种啥吃啥；城里人有油票，村里人吃油，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那些年我曾多次到县、市、省和北京开会或学习，每次外出都要带上粮票，而我又没有粮票，要从家里带上粮食，到公社的粮库兑换成粮票，还要粗粮细粮搭配，去外地还要换成全国粮票。那时外出的补助每天仅两角钱，九分钱吃一顿饭，现在的青年人决不会相信，然而这在当时并不新鲜。我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两个窝头四分钱，一碟咸菜二分，一碗稀饭三分，一共九分钱外加四两粮票。民以食为天，粮票束缚着每个人的饮食，但是同志间的友谊，人际间的亲情，却能在艰苦的生活中燃烧出温暖。相互照顾，相互接济，粮票在同志亲朋间传送着人间真情。多年以后，我也有了粮票，定粮是二十八斤。我也曾多次接济给同志和亲朋，那心情是坦然和塌实的。

　　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不知道从啥时候，一下子那些五花八门的票证在社会上都用不上了，可我家的柜厨里还存着几百斤粮票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