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要出版一本有关“票证”的书，来电话约我写点文字。我认为这个创意很好，我在年前出版的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里，就专辟一章谈曾在中国风行了二十多年的“票证”，题曰“数字化生存”。这并非怀旧，那种“旧”不堪回首，决不会再有人怀恋它，但对今天的年轻人，却非常有必要让他们了解那段历史。现在走进大大小小的超市或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觉得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在他们生下来以前，商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我毫无责备他们无知的意思。我只是有点担心：因为中国的短缺经济才刚刚过去，买方市场刚刚形成，离“发达”的距离还很遥远；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仍然很脆弱，由于观念、体制、人口种种原因，搞不好，繁荣经济转眼又有可能变成短缺经济。如果不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那种日子说不定还会重演。倘若果真历史出现反复，现在的年轻人到了一把年纪，又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向他们的儿孙回忆过去（即今天的“未来”）那段痛苦时光了。以防万一，未雨绸缪，让今天的年轻人先学会怎样将分配给自己的极其有限的各类“票证”运用得当，使自己及家人能苟延残喘，何尝不是这本书做的好事呢？

　　这话听起来有点残酷，可是漠视历史就象漠视生态环境一样，大自然会报复人，历史也会报复人的。

　　说到各类具体的票证，因为我在《小说中国》的“数字化生存”一章里有较详细地举证，在此已没有更多的话。我只想发表一点小小的看法：实际上，这本再现“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中各种票证的书，仍是以城市市民与小城镇居民的角度来陈述的。我们不会忘记，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八亿农民，还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全部票证的中的大多数种票证。政府发放的粮、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染料、家居自行车（工业券）直到香烟、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资的票证，一是大中小城市有差别，二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有差别，最末一等总是农民！中国农民一直承受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下的全部痛苦，直到实行“联产承包制”。一个据说是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充满阳光的幸福平等的国度，人民普遍生活在按严格等级进行分配的票证的浓重阴影里，以致不仅是一般人，即使经济学家也把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票证，成了一个公式。这段历史将永远让后人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给全人类提供了永远研究不尽的课题。

　　票证统治的年月，我正生活在与农村近似的农场，今天被发掘出来作为收藏品的绝大多数票证，那时我从没见过。在农民与农工眼里，重要的不是票证，而是“领导”的分配。在当时的分配制度中，非城镇居民（农民与农工）是以村、生产队、大队、公社或连、排、班、小组为单位的。这里，个人消失了，完全融入以聚居点为整体的单位中。政府分配生活必须品就按人口多寡以大大小小的农业单位为发放对象，各单位再对每个家庭进行再分配。在非城镇“领导”手上，对下面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有一本花名册就够了，政府也能节省下大量印票证的纸张。可以想象，在分配过程中，一个芝麻绿豆大的“领导”会成为怎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土皇帝。人们指责今天官员的腐败现象，但这代官员比起当日中国各级干部的腐败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票证，是当日中国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腐败的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是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一种箝制手段，除“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十年“浩劫”，这种生活资料的分配制度又是一种强加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经常性磨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曾演出过的许许多多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悲惨事件，都与票证分配有关。

　　国难深重，那么中国的良心、中国的脊梁——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那时，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农工每人一市两油（一十六市两为一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能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来，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不但每天、甚至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我的发明很快在农场推广，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知识产权一说。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用在这种事上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智力整体水平直到今天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国民智力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